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公益在近几年悄然崛起，逐渐颠覆着传统公益行业的运作方式。但是，由于信息的极度不对称，公众尚未对互联网公益产生足够的信任。
近日，非洲小朋友举牌送祝福或打广告的视频在各类社交平台走红。这类视频其实是淘宝上的商品，每个视频售价为二百元左右。商家在商品介绍中承诺，视频销售获得的费用会成为小朋友们的报酬，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所以商家将出售此类视频的行为称为爱心公益项目。但是大众却对这个所谓的“公益项目”产生质疑，认为其只是商家为了利益编造的“伪慈善”。而淘宝客服表示，假如这类商品被证实违反相关法规，将对商家进行处罚。实际上，现在很多店铺已将此类商品下架。
而互联网公益众筹的发展也不太顺畅。盈灿咨询近期发布的《 2021 年 7 月全国众筹行业月报》则表明，众筹行业整体情况不容乐观，原本就只有 12 家的公益众筹平台在 7 月又减少一家。
一系列事件表明互联网公益还有待监管，去年 9 月出台的《慈善法》以及今年 7 月底公布的两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行业标准，显示了国家对互联网公益发展的重视及治理意愿。但是互联网公益的发展光靠政策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将科技融入公益的聪明公益渐渐崭露头角。
聪明公益与互联网公益不同，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
互联网之于公益，是一种工具，是一条传播渠道。互联网平台的多样性赋予互联网公益各种形态，而其中的代表当属公益众筹。公众个人或团体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出众筹信息，再通过社交平台的传播令其被其他人知道，很后救助者用网上支付的方式支出善款。整个众筹过程均由互联网助力完成，这是互联网公益形态之一。
同时，互联网也给闲置品的公益化处理提供了平台。网友将闲置物品拍照上传至平台，然后互相申领想要的物品。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旧物传递的物品还占少数。于是便有企业通过类似的平台，将旧物直接对接到慈善机构处，实现效益很大化。
再者，各类购物平台上也有“公益宝贝”的存在。按照自愿原则，商家上架“公益宝贝”，承诺每售出一件宝贝，就向指定的公益项目捐赠相应比例的金额。每年通过这种方式募集到的善款，可以达到数亿元。
除此之外，将公众某些活动转化成相应的公益物品也是互联网公益存在的一种形式。如支付宝的蚂蚁森林，便是将用户每日行走的步数转换成“能量”。“能量”每积累到一定数值，公益组织或环保企业就种上一棵树。再如，APP米公益的用户可以通过使用APP获得虚拟大米，然后再将虚拟大米指定捐献给某个慈善组织，之后大米又被换算成真实的物资，被慈善组织收下。
而聪明公益是在互联网公益的基础上，对公益工作的进一步优化。聪明公益将大数据、区块链、众包等科技和理念运用到互联网公益上，以使互联网公益的体系更加有序、透明和完整。互联网公益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聪明公益就是对这些方面的补充。但是，由于聪明公益还处在初生阶段，许多想法还没得到大规模的运用。因此，互联网公益需要聪明公益的协助，聪明公益需要互联网公益的推动，二者有不同之处却又相辅相成。
互联网公益缺陷无法忽视，聪明公益有望弥补不足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使得互联网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公益这一领域自然也不例外。互联网与公益的结合使得公益工作的执行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同时，这种高效率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其一，互联网只提供了信息发布和传播的平台，在信息对接方面却难以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信息爆炸是互联网时代下常被提起的一个词。对于公益行业来说，我国暂时还未出现一个大型且权威的平台，能够迅速整合相关信息，正确对接救助方和求助方。徒有信息的发布而没有信息整合，使得信息只是一味输出，信息两端无法直接相连，而围观的多是“吃瓜群众”，解决事情的效率并没有真正提高。这一点在需要专业救助而非金钱救助的领域表现出的影响更大。
其二，公益平台资金流向难以追溯，可信度得不到保障。在互联网公益还未普及的时候，“郭美美事件”就引发公众对慈善业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在今时今日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公众把财物捐献出售之后，就难以得知物资的去向和用途，因此很多人会对献爱心产生顾虑。而某些公益众筹平台按比例收取手续费的行为更是引发公众的不满，加重了公众对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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