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前几天登了一篇稿子：《子思：社会主义中国的“马云们”到底是什么身份?》用了很多左派的话语，很后给马云戴了一个“人民富豪”，“社会主义富豪”的帽子，在知乎引发了炸锅效应。
这段时间阿里集团似乎新闻不少阿里合伙人蒋凡疑似出轨，违规输送利益，被合伙人委员会取消合伙人身份，记过处分，降级以及取消上一财年的奖励，阿里一位P8员工发文，表示自己因为在内网论坛「阿里味」质疑「花花董花花」微博被控评后，被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直接上了知乎日报。
而阿里集团在哔哩哔哩的官方账号，也因为发布了《阿里橙点公益奖马云寄语：用公益的心，商业的手段，科技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视频被疯狂刷弹幕，40万的播放量，被刷了7017条弹幕，9015个评论，也堪称奇景了。
前几名的评论区有：
是人民养活了阿里巴巴，不是阿里巴巴养活了人民
吸血鬼不怕十字架，但是吸血鬼怕锤子和镰刀
一名程序员低调路过，看见你们的热评，有点感动，大家还记得新中国的根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此时一位揣着毛选的人路过此处
继996福报后马老板又语出惊人
非常明显的表达了对阿里的不满。
指的注重的是，这不是第一家企业因为996之类的问题陷入舆论旋涡了，这几年国内有非常明显的左的声音上升的趋势，这是和前十几年有很大不同的，我并不喜欢上纲上线，什么东西都拿个毛语录出来说话，但是毛语录的重新流行实际上是民众对于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对于福利依然稀缺的外向性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假如我们注视一下自己：中国所处于何种阶段，就非常清楚明白的看出来了：前几十年中国主要精力在于做蛋糕，目前要求重新分配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这种强烈，也是符合现在中国所处的位置的。
关于中国所处的位置，可以看之前所说的这篇文章：
谈谈罗斯托模型下的中国时代
在起飞时期，其突出表现在
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
国外投资增加明显加快。
国家出现若干个区域增长极
生产方法和生产技术急速转变，新工业部门迅速扩张
新型企业家阶层不断出现，日益扩大。
利润大部分用于再投资，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
以这个标准判定，在中国，沿海城市的繁荣，大量吸收外资，农村的凋敝以及城市的繁荣，2000年以后陆续出现的马云，马化腾，雷军之类的新型企业家，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
因此马云这类人是历史的产物，当然我们已经过了之前所说的起飞时期，根据一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未来中国会越来越依靠内需，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不管特朗普发动不发动贸易战都必将如此，在同等财富下，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越大，则该国的整体消费力越低，因此在走向成熟过程中，改善贫富差距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符合目前中国所处的阶段的。
或许马老板这次公益活动真的如马老板所说，或许马老板真的对钱不感爱好，但是可能对于绝大部分中国民众来说，钱还是很重要的。
因此这次阿里问题以及前阶段对于996问题的关注，并不是简简单单是那几个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平问题，只是借着阿里这个平台的名义所以才来吐槽。
01
目前来看，我国和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目前拉美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内需增长不振
新兴经济体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发展过程中，通常会伴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收入差距过大却阻碍了经济进-步增长。这是因为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总体消费水平降低，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会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内生动力。
这种情况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甚至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也一度认为，“社会不公将会，在发展的强大动力中逐步消除”。
公共服务滞后导致社会冲突不断
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民众对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下阶层对社会公平、福利保障的诉求明显提升，但国家还没有足够财力建设福利型社会，而中上阶层对效率优先、确保产权的呼声渐高，但国家又不得不加强再次分配来保障社会稳定。社会服务滞后于经济发展，就简单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动荡频繁。
产业升级受阻，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从较低收入的中等收入国家向较高收入的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出于成本考虑，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会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假如在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的同时，没有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技术创新，就会导致当地产业空洞化，失去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泰国、马来西亚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些国家的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外部因素(地域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等，产业对经济的推动力不足，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内生动力不足，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易受外部冲击
依靠少数几个部门增长拉动整体GDP，是一个快速实现向上攀登的过程，但是这种攀登使得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厄瓜多尔就是典型，70年代厄瓜多尔开始依靠石油拉动经济增长，以以石油为主业的矿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0.2%增加到1975年的14%，1980年进一步增加到21%，而同期制造业的比重则从19.5%降至8%，经济增长完全依靠石油。当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时，厄瓜多尔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了。同样的还有委内瑞拉，伊朗。
内贾德当年在中东一顿乱操作，他能够乱操作是和油价息息相关的。
我们来对比一下上述的一些国家的问题，中国做的好的是产业升级的问题，从中国制造2025，到很新推出来的新基建，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哪怕是外部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
在贸易依存度方面，从2008年到2020年，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不断的下跌，截止到2021年，2021年中国外贸依存度约为33.7%。其中，出口依存度约18.1%，进口依存度约为15.6%。在贸易依存度方面已经大大改善。中国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依靠于外贸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两个大头：收入分配问题引发的内需不振，以及公共服务滞后，而这次阿里爆发出来的事件以及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提到的996的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的集中性体现。
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即所谓“效率”和“公平”问题，刘易斯、库兹涅茨认为，在初始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和罗斯托的理论完美相符的，在经历“库兹涅茨拐点"之后，这种差距才逐渐缩小。
(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在一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将趋于扩大，当经济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
因此，过去的贫富不断扩大，很大因素是因为效率和公平不能兼顾，是被迫的，那么当中国经济已经过了起飞阶段以后，必须重视收入再分配，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也是符合社会道德和正义的。
甚至连一向偏资本的《金融时报》也不得不说了一句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呼吁北京方面完善中国的市场机制，他们哀叹私营部门在过去10年期间的倒退。尽管数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供给侧提案，并再三承诺改革，但没什么证据显示，政府加大对经济控制的趋势有任何实质性的扭转。
这不应该让任何人惊异。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许确实能获益于更强大的私营部门和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然而，从近期和中期来看，这一做法无法解决中国经济放缓的真正原因，或其对债务与日俱增的依靠。它也无法缓解COVID-19的经济影响。
这是因为中国并没有供给侧问题，而是存在一个需求侧问题，而新冠大流行加重了这一问题。此外，近年私营部门的倒退是中国根本层面需求侧问题的后果，而非原因。
金融时报：《中国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政府发力》
正如金融时报所说，“供给侧”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见效，是因为需求侧出了问题了。而需求侧出问题，是需要在需求进行改革，是需要促进社会公平的再分配，把整个需求市场做起来。
02
一方面，所谓的“钱生钱”的资本运作在前些年非常疯狂，什么P2P之类的大家心知肚明，非法集资屡禁不绝，“钱生钱”的财富使得更多的资金向虚拟经济集中，削弱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弱化加剧了就业的压力，使得资本收益大大超过劳动报酬的增加，成为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使得整个经济脱实向虚。
另外一方面，资本与公权形成结合，侵害了人的价值和权利，过于迎合大资本，从而放松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早些年有富士康接连出现十几连跳，很近又有劳动者拒绝加班反被企业起诉赔偿1.8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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